2012/2/7 12:15

考食療一派，源遠流長代有其人。遠的說大約有商湯時代的伊尹。伊尹的養父有莘氏是廚司，伊尹長大后精通烹調，對食物的滋味和作用有很深的研究。他曾對商湯說;“用其新去其陳，腠理遂通，精氣日新，邪氣盡去，遂通利不閉也”。他的這句話，實在可以作為食療派的一條基本理論綱領，后代人把他奉為美食家兼醫藥家，—點也沒有夸大。近的可以舉元朝著《飲膳正要》的忽思慧、明朝中期著《遵生八箋》的高濂及清初寫作《食憲鴻秘》的朱彝尊。忽思慧是食療派的集大成者，他任飲膳太醫，主管宮廷飲食、藥物補益工作，是皇帝身邊的高級營養師。忽思慧以宮廷貴族的吃喝實踐，參照諸家“本草”、名醫方術，總結出一整套食補、食療的方法和理論，寫成《飲膳正要》，其本來目的是為皇帝“圣壽躋于無疆” 服務，但客觀上卻也成為養生學的食療應用指南。高濂是個生活在民間的雜學家，他從自己長期生病的自我經驗中，對飲食結構提出了明確的看法和要求：“防飲撰之困膏腴，修服食，苦其心腹”。這個要求推廣開去，基本上適合市民階層的養生標準。至于朱彝尊則是當時的名儒，他為什么在治經史之學外，對食物問題發生了這么大的興趣?由于《食憲鴻秘》著者自序已失，因而不能確切知道。也許朱彝尊并不認為“吃”是小道，儒學經典《禮記》中多記烹飪的事情，孔子也說過“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”等很長的一段話。重頤養生命，不單單是老莊道學的觀念，孔孟儒學也一樣認真。以上三人，分別代表了中國的上層階級、市民社會和知識分子在飲食與“衛生”的關系上所持有的共通立場，這似乎可以說明，在中國人的傳統生活中，“吃什么”具有廣泛的自覺性。而這種自覺性的后面，則是對于生命的現世關懷，“故修生之士，不可以不美其飲食”，人們甚至把長生的希望也寄托在飲食補治上面，以至“吃什么”成為不少人活下去、活得好的理想目標。